单数的文化?复数的文化?

传统与现代的世纪对弈,在2014年落下一枚关键的棋子。棋面上,我们看到一幅势均力敌的和局。这是盘点2014年文化现象的首要话题。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重要价值的频繁提及与密集论述,是2014年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这或许易被理解为传统的单方面跃进与扩张。但事实上,如果回顾一百年来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合法性的持久论争,事情似乎更应被理解为“现代——传统”二元对立的世纪性顽固话语,终于有了一次里程碑式的松弛与消解。

2014年,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上升为国家话语。一年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地位发表了系列论述。“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习总书记说。在国家治理的层面上,直面本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非同凡响。

近代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种种急风暴雨式的否定,已经固化为一种思维惯性。虽然上世纪末,我们终于被全球化进程中翻篱而入的文化“他者”,唤醒了一场文化自觉,但对于本土传统的价值否定却仍余音袅袅。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对于传统的认证与肯定是渐进式的、部位式的。而2014,借由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鲜明态度与立场,我们终于看到了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身份的一次正面认证。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是一个新的元年。

此一年间,在国家政治层面上,通过汲取历史文化元素与传统智慧而构建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及通过对外宣示这一话语体系昭示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表明对传统文化的认证已经进入意识形态层面。与此同时,推动传统文化在构建国家主流价值观中发挥重大作用,以及试图建立起多种渠道以实现中华文化的世界性崛起,又表明传统文化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份,被植入当代中国的宏大历史格局中。

由此,文化自觉开始演变为制度性的干预与操作。在这方面,本年度最醒目的口号,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传统文化应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文化部从三个层面入手,着手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这表明,国家将全面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并将深层介入并主导传统的新存在场域。

另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着重强调历史文化保护的完整性、文化遗产内涵的真实性和延续性,以及优秀传统价值观、传统习俗和传统技艺的传承,要求尊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等。这也成为观察2014文化传承的国家性话语的一个重要文本。

本年度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引人注目地集中阐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这表明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多元一体的古老历史格局正在凸显。从某种角度上,这明确了少数民族文化在解决国家重大现实问题中的独特作用和意义。

在上述国家线年的少数民族文化在各区域内的嬗变,显示出什么样的形态与格局?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化嬗变依循的两条主要轨道,是遗产化和资源化。遗产化,是把原生态文化建构为文化遗产的过程,表现为民族传统文化被制度化、结构化、符号化,结果则是少数民族文化发生从边缘到主流的位移,跻身于国家话语体系。资源化,是原生态文化完成市场价值提炼的过程,其最重要的表现是民族文化的功能演变,结果是从原本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或精神之需,变成一种可获取经济或其他效益的文化资本。

两者不同的是,遗产化使地方性传统进入了主流文化的话语流通,而资源化则使地方性传统进入了经济领域的资本流通。在这两者的共同助力之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汇入了全球化的流动之中。

在经历了数年来持续不断的遗产化建构后,2014年的少数民族文化驶入了更加纵深的资源化轨道中。对此,本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现象,要数重庆酉阳桃花源开发案例。只要读读酉阳县“根据景区实际因地制宜地挑选、植入文化基因”的一张详细账单,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化的一个更加系统和精密的升级化版本就扑面而来——

“在桃花源景区,主要植入秦晋文化、耕读文化、田园文化、隐逸文化、面具阳戏、西兰卡普、民族服饰等元素;在龚滩古镇,主要植入古镇文化、码头文化、盐运文化、建筑文化、茅古斯舞、马马灯、民族服饰等元素……”(见《中国民族报》2014年9月28日9版)

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化历程,在2014年还呈现出更加细化的趋势。比如,在海南五指山首次举办的黎族祭祀庆典活动中,不仅有3000多黎族人祭拜先祖袍隆扣,还有600多人的方阵隆重上演了黎族传统打柴舞——从祭祀祖先到打柴舞,资源化的触角从最高的文化事象出发,探入那些越来越精细化、琐碎化的文化角落。这是一个趋势和走向。

与此同时,一些更隐蔽的文化事象,也没能摆脱资源化的过程。比如,2014年在长白山上演的国际萨满文化艺术节,来自中国东北和蒙古国的100余位萨满文化传承人进行了神技展演,其中一位萨满当场再现了1300年前祖先附体的情景。而举办这个艺术节的最终目的,是试图在名叫纳音的地方建立起一个萨满文化展演基地,尝试将古老神秘的萨满文化和现代旅游经济结合在一起。旅游经济的手终于伸向萨满文化。这一切再次印证:在将本土文化资源化的过程中,没有哪扇幽秘的大门可以永远紧闭不开。

上述现象揭示出,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重推动下,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化的边际和界限有些模糊不清。事实上,即便2014年由国家主导的文化传承体系,开始郑重其事地强调传统文化内涵的本真性和延续性,但一个对此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规囿尺牍,并未能完全拿出手。

另一个案例是2014年的“中国首届凤凰偶遇节”。据说“偶遇节”的创意,来源于凤凰苗族“赶边边场”习俗,“赶边边场”曾经为苗族男女青年提供了交友择偶、谈情说爱的机会,这个朴实的生活场景被大胆地改装成了充满刺激性、暗示着情欲色彩的“偶遇节”。批评者指出:“偶遇节”并不尊重传统,而是打着民俗名义行“乱情”之事。有可能冒犯现代伦理道德的“偶遇节”,却大胆地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存在的合法性。这样,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资源化过程中的风险性,就显露出来了。

然而不论怎样,经由遗产化和资源化的编码与重组,那些原本处于边缘的文化传统,已跻身于全球化的运行轨道中。因此,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强势的凭借地方文化资源,而跻身于全球化经济运转体系中的人群与图景,这是2014年呈现给我们的新景观。

有两个基本的操作向度,用以使本土传统文化顺利完成遗产化和资源化的编码过程,这就是独特性和普遍性。朝着独特性的方向行进,就是强化一项文化遗产的个性特征,使其拥有鲜明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特殊形态;朝着普遍性的方向行进,就是建构出一项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使其拥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通与传播的意义内涵。若干年来,我们已有的实践表明,一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实际上取决于这两个因素:其外部形态的独特性强烈与否,其内涵价值的普遍性意义较高与否。

这个对立的二元结构“个性”与“普遍性”,却在遗产化建构过程中殊途同归。现实的情形是: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竭力强调和打造自己区域内文化遗产的独一无二的个性。另一方面,在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意义阐释时,又将其描述出某些高度契合于人类普遍追求的内涵与观念。

这样,对立的二元结构在实际操作中,就呈现出一种高度契合的互动关系:外部形态的独特性,是保障一项文化遗产进入世界性流通的首要动力因素,而普遍的意义价值,则保障一项文化遗产最终得以完成世界性流通。这正是近年来,民族传统文化在走向遗产化过程中的两条隐秘轨迹。

循着这样的轨迹,少数民族文化事象脱颖而出,演变为一系列知名度极高、接受度极强的文化品牌。

景颇族的“目瑙纵歌”是最好的案例。2014再度上演的“目瑙纵歌”,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万人“东方狂欢节”。万人同舞,雄壮又婉转,逶迤而不乱,这种个性化形态唯我独有,无可替代。但是,如果“目瑙纵歌”还与原有的祈求太阳神“目代”降雨降福,或是纪念先辈迁徙历程等功能意义紧紧捆绑,那么,它将如何被四面八方涌来的旅行者共享呢?所以,“目瑙纵歌”的普遍意义价值的建构,变成了选择“狂欢”、“和谐”,去掉祭祀化、神圣性的过程。

但是,这样一来,这一“东方狂欢节”,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狂欢节,又有什么分别呢?因此,旅游者在类似的“摸你黑”或是泼水节上,除了一番完全类同的狂欢外,已经感受不到什么不同的意义了。在地方文化的差异性被越来越高调张扬的繁荣局面下,是文化同质性不断加剧的真实景象。比如,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在纷纷进行全国性乃至世界性推广的过程中,其原有的岁时记忆、祖先崇拜、神圣祭祀等独特功能与价值,被一一去掉,而只留下狂欢、歌舞、共享、交际等等更适合于无障碍流通的普遍价值。

这也许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往往只看见当代文化遗产被个性化张扬的力度,却难以察觉其内涵意义同质化的趋势和走向。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本土文化被高度倡扬的时代,但真实的情形有可能是:经由全球化普遍价值的驯化,本土传统文化的同质化正在同步发生。

当然,也有另一种风景。比如本年度的拉卜楞寺正月法会上隆重的“转香巴”,虽然在抬着弥勒佛像绕寺一周的僧人队伍后,超过七万多人的国内外游客形成了一条几公里的长龙,创造了历史的新高,但藏传佛教佛事活动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神圣性与庄严感。这样的独立性,是如何实现其意义内涵的世界性流通的呢?其中的奥妙值得探究。

然而,在“打造非常民族化,更加国际化的文化品牌”的口号下,陷阱比比皆是。本年度面世的中法合拍电影《夜莺》奉献了另一个显著的案例。这一部以展示广西少数民族文化魅力为主题的电影,流露出浓烈的东方主义色彩。作为第一部被选送参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夜莺》在西方所受到的欢迎,表明阐释东方的主动权依然隐秘地掌握在西方人手中。而少数民族文化在走向世界的旅程中,以满足于文化他者的想象而进行的自我重构,表明我们的全球化旅程,有可能是一路上不断流失自身文化价值内核的过程。

少数民族文化的标准化,是2014年另一个不能不让人再次关注的线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最忙碌的课题之一,大概是帮助藏族服饰、苗族刺绣、银器等等完成标准化研究以及条例制定。而蒙古族马鞍具以及蒙古族乐器的标准化已于本年度落定。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事象正在跃跃欲试,试图涉入这一轮标准化浪潮。可以预见的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事象的标准化历程不会止息并将加速进行。

标准化的动机是为了流通。这从语言文字的标准化就可以看出——当代少数民族语文的技术标准化,是为了实现电子编码而进入全球互联网运行。而当民族文化事象也企图进入世界性流通时,标准化历程就开启了。标准化将历史传统中参差不齐的个性化文化,投入市场进行编码与转换,以统一的符号系统使其更易被识别与交易,并使得流通更易发生。

但是,难道全球化就是一场无所不在的标准化吗?难道标准化的结果就将从此带来一个单数的文化环境吗?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如果说,以往人类是通过自然创造文化,那么在现代性环境下,人类则通过“文化”来重构文化。而这用以重构文化的材料,就有可能是被符号化、标准化的“文化”。

这提供给我们另一个观察民族文化标准化的角度。当代少数民族文化的生产,是一种复数的文化生产。它与历史上的文化创造截然不同。也许,“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真实的情景正在于此。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在我们的时代发现另一种复数的文化背景。本年度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倡“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嵌入的结果自然是将生成复数的文化环境。

在这里,释比(羌族的祭师)进城提供了一个案例。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在国家大力帮助保护羌族文化的背景下,一些羌族民间祭司释比离开了千百年来所依托生存的传统村寨,进入城镇,将传统的宗教仪式植入城市生活中。这样,释比以及他们所携带的浓厚的宗教文化背景,就为当代城市织出了一个复数的文化背景。

钢筋混凝土之间的释比,是2014年的一个新寓言故事。当然,我们也许会怀疑混凝土之上将如何生长出青草和花朵?但是,只要传统能够继续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某种结构性功能,那么,这些民间草根文化就会继续能动地创造出他们自身的历史,并与宏大的现代性叙事共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现代”的坚固对立,的确就在我们的眼前轰然溃塌。而关于它们之间的二元峙立,也许真会沦为一个古老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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